本书以城市发展为轴线年代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相关问题及治理对策。战后日本城市经历了空间重构,从单极城市转变为多核心都市圈,推动城乡二元对立转向协同发展。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的城市化社会是城市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资源错配也引发了治理挑战。城市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破解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从政府管控转向多元共治,推动日本从城市化社会转变为城市型社会。
本书突破了编年史框架,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东京、大阪、北九州三个都市圈案例进行历时性比较,提炼了日本城市转型的共性规律与地域特质,能够为后发国家提供治理镜鉴。
郭小鹏,1986年生,男,山西孝义人,历史学博士。201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现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城市史和社会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在《世界历史评论》《城市史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日本战后城市化进展推动了社会转型,催生了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的治理体系。城市是研究日本战后史的切入口,通过分析城市发展背景,可纵览日本战后经济、政治、社会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城市型社会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是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城市化社会则是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演变的历史性过渡阶段,也是新型城市治理体系建构的关键阶段。因此,日本城市化社会阶段的转型发展具有普遍意义。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且灾害频发的国家,资源禀赋相对薄弱。传统的城市化围绕单中心展开,在城市中心之外呈现同心圆结构。这种模式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及由此派生的交通问题和其他城市问题愈演愈烈。战后在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型中,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形成了过密的都市圈与过疏的地方小城市及农山渔村这样的国土二元构造,这也是山地多而平原少的国家共同的聚居模式。大都市圈的存在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使得国土利用高效化,在大都市圈内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发挥出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过度集中导致规模不经济,产生了种种弊病。解决的思路如下: 一是将大都市圈人口强制疏散到地方,也就是反城市化,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应对空袭已经做过此种尝试,效果并不理想,也违逆城市化的自然规律。此外,东京迁都论等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二是在都市圈内部重新配置资源,合理扩大圈域范围,避免形成单中心的模式,通过建设副都心、区域功能核心都市等方式在都市圈形成若干副中心,建立多核心联合都市圈,实现城市发展的转型。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必赢国际437官方从世界范围来看,半数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发达国家在20世纪后期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大城市的人口增加更为显著,也产生了更多问题。中国大城市形成的过程与日本有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大都是传统历史文化背景与现代化相融的结果。从城市形成的地理条件来看,虽然中国的国土面积较之日本要广袤得多,但适合大城市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国家级城市群,以及若干区域性城市群。受制于户籍制度、土地和住房制度等,中国的城市化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比率逐年上升,在世纪之交城市化出现了加速趋势。2000年以后,中国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层面实施了城镇化战略,2011年城镇化率超过50%。1992—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从275%上升到5477%,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未来仍将有大量人口涌入都市圈,届时人口密度将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人口向超大城市的迅速流动导致了大城市病的产生。日本的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也就是在土地集约利用方面优于中国。(耿明斋、村上直树: 《中日城镇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9页。)
在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差异方面,中国远大于日本,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单核集中态势。因此,面对正在进行的城市化社会,中国可以吸收借鉴日本城市转型的经验教训,从区域和城市规划、土地和住宅制度等方面入手,避免城市病的产生和加剧。在发展理念上,重视城市的生活功能,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的关系,打造循环型经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