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市作为重要的基层行政单位,其设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制度演进与地方实践的多重路径。实践中,县级市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一是原由地区行政公署管辖的“地辖市”,在地区撤并或改制后转为县级市;二是地级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如撤地设市、地市合并时通过“切块设市”方式设立的县级市;三是最为普遍的路径——符合条件的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而形成的县级市。这三类来源不仅反映了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历史变迁,也体现了国家在推进城镇化、优化治理结构过程中的战略考量。
第一种来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地区—县”体制。当时,省级政府之下普遍设有“地区行政公署”(简称“地区”),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代管若干县和少量市。这些由地区直接管辖的市,被称为“地辖市”,行政级别虽名义上为县级,但因由地区直管,在资源配置和管理权限上具有一定特殊性。随着1983年起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地改市”(即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原由地区管辖的县级市随之划归新设立的地级市代管,名称也统一规范为“县级市”。例如,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最初就是1975年由东宁县的绥芬河镇升格设立,并由当时的牡丹江地区管辖,属于典型的“地辖市”。1983年牡丹江地区撤销、设立地级牡丹江市后,绥芬河市便转为由地级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延续至今。类似情况在全国边疆或口岸城市较为常见,如内蒙古的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早期均由呼伦贝尔盟、乌兰察布盟等地区管辖,后随盟改市而成为县级市。
第二种来源体现为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切块设市”策略,即在地级政区重组过程中,将原属某县或地区的部分区域(通常是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密集的城镇)单独划出,设立新的县级市。这种做法旨在强化重点城镇的发展地位,赋予其更完整的城市管理权限。典型案例包括浙江省龙港市。2019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温州市苍南县下辖的龙港镇,以其全部行政区域设立县级龙港市,由浙江省直辖、温州市代管。龙港原本是“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经济实力雄厚,2018年GDP已超300亿元,常住人口近40万,远超一般乡镇规模,但长期受制于乡镇行政权限,难以有效配置资源。通过“切块设市”,龙港不仅获得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还创新实行“市管社区”的扁平化治理模式,成为全国首个不设街道和乡镇的县级市。此外,早期如江苏省昆山市的部分区域也曾经历类似整合过程,虽最终以撤县设市为主,但在地市合并阶段,苏州地区撤销、设立地级苏州市时,对下属县级单位进行了重新划定,体现出“切块”思维的影响。
第三种也是目前最主流的县级市来源,即“撤县设市”。这一路径自1980年代起大规模推行,核心逻辑是将具备一定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县,整体转型为县级市,以推动城镇化进程。1993年民政部发布的《设市标准》明确要求:拟设市的县需满足非农产业人口、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基础设施等多项指标。例如,1990年代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大量经济强县如义乌、慈溪、晋江、顺德(后改为佛山市辖区)等相继撤县设市。进入21世纪后,尽管1997年国务院一度“冻结”撤县设市审批,但2016年新型城镇化战略重启该政策后,又有一批县成功转型。2016年江西省撤销星子县,设立庐山市,便是典型代表。星子县地处庐山脚下、鄱阳湖畔,旅游资源丰富,但县域经济结构单一、发展受限。撤县设市后,庐山市得以整合文旅资源,提升城市品牌,强化区域中心功能。同样,2023年新疆尔自治区批准设立的县级白杨市(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部分团场整合设立),虽带有特殊体制背景,但也遵循了“具备条件、整体转设”的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来源并非截然割裂,实践中常有交叉。例如,某些“地辖市”在地区撤销前已由镇升格而来(如绥芬河),兼具第一、二类特征;而部分撤县设市的案例,也可能在地市合并背景下同步完成(如1994年湖北随州市升格为地级市时,原县级随州市改为曾都区,同时将广水市由孝感市划入,形成新的县级市格局)。此外,近年来国家对撤县设市趋于审慎,强调“严控数量、提升质量”,更注重城市治理能力而非简单更名。因此,未来县级市的设立将更加注重功能实质,而非形式转换。
综上所述,县级市的三种主要来源深刻映射了中国行政区划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乡村治理向城市治理转型的历史轨迹。无论是地区改制遗留的“地辖市”,还是行政区划重组中的“切块设市”,抑或是城镇化驱动下的“撤县设市”,其本质都是国家根据发展阶段需求,对基层治理单元进行动态优化的结果。这些实践不仅塑造了今日中国397个县级市的空间分布格局,也为探索高效、韧性、人本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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