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明(1961),男,湖北保康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智能社会研究。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适配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安排,是重塑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能的战略支点。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则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其通过数据流通、产业升级、治理转型等运行逻辑,构建出内循环主导、内外循环互促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然而,当前转型实践仍深陷于技术维度、市场维度、制度维度等深层次挑战之中,致使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优势难以通过数字化通道充分释放。因此,亟需构筑统一高效的数字市场底座、培育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生态、构建长效运行的市场保障机制,方能实现统一大市场与数字化转型的双向奔赴,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而厚实的强大效能。
站在历史新起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对冲全球经济动能趋缓与外部风险冲击、主动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挑战的战略回应,亦是将市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制度载体。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多次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系统性部署,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025年7月1日,习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并提出“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这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遵循。
就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义重大。一方面,显著提升市场运行效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共享和智能协同,大幅降度易成本,促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与高效配置。另一方面,有力支撑内需主导格局。它打破地理与行政分割,形成规模巨大、规则统一的数字市场,激发消费与投资潜力,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数字,在见证与经历了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兴衰之后,已经成为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前,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结构转型正处于动能蓄积、深度演进的关键期。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时代为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重要机遇。
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有力破解了信息壁垒,极大降低了跨区域交易与协同成本,使全国市场联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与智慧监管工具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市场治理的精准性与效能,为构建规则统一、高效规范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事实上,数字化正如“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焦点议题,它既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引领经济社会转型变迁的使命,又是撬动统一大市场加速迈向数字化时代的动力。
循此而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然产物,亦是制度变迁与技术革命互嵌下的深刻治理变革,更是确保统一大市场在数字化浪潮中真正实现统一与高效的核心支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在于破除信息壁垒、实现规则统一与要素高效配置。数字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大数据与物联网打破了地域信息孤岛,实现全国市场供需数据的实时汇聚与透明流通,为统一规则执行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通过智能监管、信用追溯等功能,赋能跨区域协同治理,极大降低了制度易成本,使资源得以按市场信号在全国范围内精准配置。可见,数字技术已成为统一大市场高效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深层次结构性转变,与之相适配的国民经济体系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导向的增长模式向质量效益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对标新时代发展的形势要求与内在逻辑,现行市场体系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短板与系统性挑战。同时,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尚未实现精准厘清,两者协同互动的机制存在梗阻,这不仅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效能衰减,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还引发生产要素跨区域、跨领域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最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形成制约,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系统性提升。有鉴于此,本文立足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系统解析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的运行逻辑,剖析其现实梗阻,并提出针对性战略选择,旨在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的顶层设计指引。
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市场机制深度耦合的系统重构。其中,数据要素跨区域、跨领域流通是基础,通过打破数据孤岛与行政性壁垒,推动要素配置从区域局限向全国统筹升级;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是关键,依托数据贯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产业从单点效率提升向集群化创新跃迁;数字化治理转型是保障,借助统一监管平台实现规则协同与动态响应,平衡市场活力释放与秩序维护。三者相互支撑形成闭环,构建要素通、产业兴、治理优的运行体系,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第一,破除信息不对称现状,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数字化洞察能力。借助数字技术重构信息传导链路、整合全维度市场数据,可以为不同地域的市场主体提供基于全局维度的决策依据,进而消解信息差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制约。一方面,企业通过电商平台搜索趋势、社交媒体热点、用户点评等大数据分析,实时捕捉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偏好迁移和新兴趋势;借助大数据平台可以整合各区域的产业带、产量值、原材料价格等数据,形成“全国产能地图”。当某地出现原材料短缺或产能饱和时,可以及时引导企业向有富余能力的地区调配资源,避免区域性供需失衡,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更高层次上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利用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全流程信息实时上传,将全国性的数字货运平台汇聚全国统一货源和运力数据,让市场主体随时洞察货物位置与状态。通过算法模型,动态选择最优出仓点和配送路径,提升单车效益和整体流通效率,显著提升对全国市场流通环节的洞察能力,保障商品循环的顺畅性与经济性。此外,推动跨区域、跨行业信用数据整合,构建全面动态的企业“数字信用档案”,对信用档案进行深度分析,实现精准的风险定价;依托区块链技术可以建立跨机构的可信数据交换网络,打破信用信息的区域与行业壁垒,促进跨区域、跨行业的大规模协作。
第二,数字化驱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数据要素按需流动。大数据与算法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传统要素更充分地流动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使其更早进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阶段。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技术能打破区域、行业的数据壁垒,实现跨领域数据的实时汇聚与处理,比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可整合不同省份制造企业的生产数据,让数据按产业需求跨区域流动;线上技术交易市场利用大数据和AI,精准匹配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为全国统一数据市场的合规运行搭建精准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大数据可以帮助投资者更深入地分析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市场情绪,实现更精准的价值发现和资产定价,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的领域;还能引导社会资本向高效益、高需求的领域流动,比如通过消费数据预判热门产业,推动资金向相关产业链倾斜,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资源优化分配。
此外,基于全国人才大数据平台,可实时整合各地区、各行业的人才供需数据,比如通过分析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布局数据,引导技术人才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紧缺领域流动,并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才的需求岗位进行智能匹配,大幅提升招聘效率和匹配精度,实现人力资源的极致弹性配置,最终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体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数字化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商品服务畅通。数实融合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有效缓解双边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实时收集、分析并预测买卖双方信息,推动供需实现精准匹配,为商品与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在物流数据层面,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时记录货物的位置、温度、湿度,使得货主、承运方和收货方都能对货物了如指掌;智能算法可以动态规划最优运输路径,实现车、货、仓的高效匹配,从而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打破了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隔阂和管理难题。在消费数据层面,通过分析电商平台搜索词、社交媒体热点、用户浏览和购买记录等消费大数据,电商平台可以向消费者推荐他们最可能感兴趣的商品,让地方特色产品能够迅速被全国消费者认知和购买,也让全国性品牌能更好地满足区域的差异化需求,驱动商品服务无障碍流动。
在供应链数据层面,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享销售预测、库存水平等数据,当某个地区的供应商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停产时,基于全局的供应链数据平台可以快速寻找到替代供应商,确保生产不间断、商品流稳定,提升整个产业链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打破了企业间、区域间的协同壁垒,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一体化产业生态圈。
第一,重构产业生态,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精准分工。传统的分工模式受限于信息壁垒和地理隔阂,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企业能够借助数字技术跨地域接入全国性的产业生态平台。中小企业可以低成本地使用云端软件、共享设计资源、对接全国订单,从而深度参与全国分工。
一方面,生产端的分工不再局限于单一工厂内部,而是演变为在全社会范围内精准调度和分配制造资源。工业互联网平台将遍布全国各地的工厂设备、生产线、工艺数据连接起来,平台可以根据成本、效率、工艺匹配度等维度,智能地将订单分解并分配给最合适的工厂,让不同地区的供应商专注于特定模块的研发与生产,通过平台承接全国乃至全球高端制造项目的特定订单,其分工范围从地方市场扩展至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二,提升产业供应链韧性,增强统一大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基于数据共享,系统能快速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形成“全国一盘棋”供应链网络。
一方面,数字化通过消除信息孤岛、优化流程节点,提升供应链整体运转效率,为统一大市场的顺畅流通提供支撑。大数据分析历史销售数据、市场趋势、社交媒体信息,实现更精准的需求预测。使企业能够“按需生产”,极大降低库存积压和缺货风险,减少资源错配。借助物联网和GPS数据,智能调度系统可实时分析路况、天气,动态规划最优运输路径,大幅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跨区域流通成本,保障市场供给稳定。
另一方面,数字化通过动态调度、柔性生产,让供应链快速适配需求波动与外部冲击,增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抗扰动能力。数字化采购平台能快速寻找到替代供应商,避免对单一源的过度依赖。此外,安全是供应链稳定的“压舱石”,数字化通过数据加密、全链路追溯,防范供应链断裂与数据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瞬间精准溯源,锁定问题环节,守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安全。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搭建的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对接税务、保险、银行等多方数据源,整合涉外经营企业的收付汇、物流和货权单据等数据。平台推出“出口应收账款融资”等9个融资类应用场景和“服务贸易税务备案电子化银行核验”等4个便利化类应用场景,服务10万余家企业,累计获得融资超3600亿美元,支持便利付汇超1.7万亿美元,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资金融通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
第三,聚力催生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完成全国性整合布局。以线上平台为重要载体持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既展现出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鲜明特征,又能高效突破贸易壁垒,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助推。
一方面,以要素互联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催生新业态。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跨区域技术专利、设备算力,大数据匹配全国人才供需,区块链优化资金跨区域结算,打破数据、技术、人才、资金的“地域藩篱”,催生出数据服务、远程技术外包、跨区域算力租赁等新业态,极大地激发经济活力,促进了区域间更加平衡的产业布局。
另一方面,以产业整合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布局、培育新模式。比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异地协同研发,依托物联网构建“核心企业+区域配套商”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让不同地区的产业环节高效衔接,形成全国统一的产业分工网络;同时,智慧物流、跨境电商等数字模式,既能让区域特色产业通过数字化渠道进入全国市场,也能让区域间形成更加平衡的产业布局。
第一,技术赋能打破属地壁垒,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全域智慧的现代化监管体系。智慧监管是破解分段属地监管中数据孤岛、重复执法等难题的核心抓手,通过技术底座搭建与跨区域机制创新,推动监管从区域分割向全域联动跃升。例如,湖北省市场监管局2025年初完成DeepSeek模型的本地化应用部署。其公平竞争审查监督系统通过自动采集政策措施全量数据,对全省6423个组织的公开数据源实时监测,建立“AI初筛+专家复核”机制,上线以来通过AI筛查政策文件近51万份,认定疑似违反审查标准的文件561份。12315智能预警系统对344万条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精准过滤超过90%无效线%。
第三,数字技术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社会信用体系,筑牢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的信任基础。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连接监管与市场的核心纽带。一个全国互认、联动奖惩的信用体系,是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的根本。一方面,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构建贯通全国、覆盖各部门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工商、税务、社保等领域的信用信息,构建形成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智能算法对多维度的信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建模,生成量化的信用评分。系统可以实时监测企业的经营行为数据,一旦发现异常,即可动态调整其信用等级,并提前向相关交易伙伴或监管部门发出风险预警。
此外,市场信用评估平台将信用评价结果与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业务流程深度绑定,向商业银行、电商平台、供应链核心企业主体提供信用查询服务,鼓励其在交易、用工、合作中参考公共信用信息,构建了一个正向循环的信用生态系统。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面临技术、市场、制度三重深层次挑战,且各维度矛盾相互交织,使得技术层面的设施失衡、市场层面的要素梗阻难以通过系统性制度安排破解,最终共同掣肘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效能释放。
第一,数字鸿沟与技术壁垒加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支撑失衡。一方面,算力基础设施不均衡,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失衡。东部省份5G基站密度、算力枢纽节点覆盖率远高于西部,西部地区网络层级相对较低,访问和传输效率存在差距,导致当地企业无法高效参与跨区域供应链协同;从市场主体维度看,东部地区拥有更密集的国际互联网出口、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西部地区网络层级相对较低,只能依赖低效率的公共算力服务,在市场响应速度、数据处理能力上处于劣势,进一步拉大与东部企业的市场参与差距。另一方面,技术应用能力差距较大,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体参与效能。龙头企业和科技公司拥有专业的数字团队,可深度应用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台、AI算法等数字化工具,实现生产流程优化、用户需求精准匹配,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整合供应链、市场渠道资源,而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技术手段挖掘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甚至被排除在部分高附加值产业链之外,加剧了市场参与的不均衡性。此外,部分省份存在接口协议不兼容问题,导致企业跨区域办理资质审批时数据无法互通,生产计划、库存数据无法实时同步,影响全国产业链的协同效率,最终形成区域分割、行业壁垒的隐性障碍,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配置能力。
第二,数据孤岛与标准缺失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流通效率。一方面,“数据孤岛”的多维壁垒阻断要素流动。受行政体系“条块分割”治理惯性影响,市场监管、税务、海关等管理部门的政务数据资源呈现“纵向层级分割、横向部门割据”特征,各部门、各地区、各平台的数据系统互不联通,形成“数据烟囱”,导致政务数据难以形成全域化协同应用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尚未构建覆盖全国的数据统一规范体系,数据格式、接口协议、质量评估指标、产权确权规则等关键标准呈现“区域碎片化、行业差异化”特征,缺乏国家级标准化治理框架的统筹协调。这种标准缺位直接导致不同主体的数据资源难以实现语义互认与流程互通,例如跨区域电商平台的物流轨迹数据与地方政务部门的市场监管数据,因数据元定义、接口兼容标准差异,无法形成高效协同对接,进而直接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配置优化与运行效率提升。
第三,安全技术与可信保障不足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支撑底线。从安全能力维度审视,市场主体间的安全防护能力呈现结构性失衡。头部企业凭借充足的资源投入,能够构建覆盖一体化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有效抵御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安全风险;而中小微企业受限于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不足,普遍存在安全技术供给短板,既难以承担高成本的安全防护部署,也缺乏专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导致数据安全风险敞口持续扩大,中小微企业主动深度参与全国性数据要素流通的意愿显著降低,进而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流动的普惠性与活跃度。从可信保障维度看,跨区域跨行业数据流通的可信支撑体系存在技术架构与监管机制的双重缺位。当前,针对跨区域、跨行业数据交互场景,国家级统一的可信认证技术框架与协同监管技术工具尚未完全建立,使得市场主体在跨区域数据交互中面临“责任界定模糊”“风险追溯困难”的不确定性,部分企业主体为规避潜在的安全合规风险,主动减少跨区域、跨行业的数据交互频次与规模,进一步放大要素流通基础支撑的非均衡性,削弱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韧性。
第一,数字平台垄断导致市场生态封闭。大型数字平台利用技术和数据优势,构建封闭生态系统,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一方面,大型平台通过社交、支付、电商等超级应用收集了海量用户行为数据。这些数据不与其他市场主体共享,导致数据要素无法在全国市场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平台利用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实施“搜索降权”、进行“自我优待”,这些行为扭曲了价格信号和竞争秩序,导致企业间公平竞争基础瓦解、消费者主权被侵蚀、社会创新活力枯竭。
另一方面,头部平台以核心业务为支点,通过技术架构隔离、规则制定权垄断构建“数字围墙”。部分电商平台通过限制第三方链接跳转、强制使用自有支付系统等方式,加大了跨平台交易的难度。此外,数字化平台通过算法精准划分用户圈层、实施差异化定价,反而导致跨平台的价格离散度上升,形成“平台内统一、跨平台分割”的特殊格局,这种分割既阻碍了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也削弱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竞争的有效性。
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昂。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软硬件投入、人才成本高昂,投资回报周期长,导致其“不敢转、不能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一方面,底层基础设施与技术投入的硬成本高昂。要实现全国统一市场数据的实时流动与处理,需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边缘计算节点,以及支撑跨区域数据传输的高速光纤网络、5G基站等,这些“新基建”的部署需要政府和企业投入数千亿甚至万亿级别的资金,而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运行的全国性商品溯源、供应链协同、电子票据系统等平台的研发、部署和后期维护需要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利益博弈,协调成本巨大,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
另一方面,技术研发与数据治理的软成本高昂。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跨行业、跨主体的数字化系统研发周期长且技术难度高,需要耗费大量的立法、协商、宣传和执行成本。各级政府、各个平台、各类企业要将数据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体系中,需要投入巨大的技术力量进行接口开发、数据清洗、格式转换,并解决数据所有权、隐私和安全等棘手问题。
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业态与传统监管冲突。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与传统基于属地、线下的市场监管模式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市场规则不清晰,市场主体预期不稳定。
一方面,监管对象模糊化与属地管理原则的冲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金融科技、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普遍具有跨行业、跨领域融合的特征,而传统监管体系以“分业监管”为主,导致监管责任难以落地。
另一方面,新业态的区块链“去中心化”、算法“黑箱化”等技术特性与传统监管的中心化逻辑存在冲突。去中心化技术(如分布式账本)削弱了传统监管机构的控制能力。人工智能算法在金融风控、定价等领域的应用导致“算法歧视”“黑箱决策”等问题。比如,信贷平台的算法可能基于种族、性别等非相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但传统监管缺乏对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的有效审查工具。此外,新业态的技术复杂性导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例如,某智能投顾平台未充分披露算法风险,用户在不了解投资策略的情况下遭受损失,但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缺乏对智能服务的责任界定。
第一,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缺乏规范有效、灵活适配的法律法规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在数据产权、数据交易、算法治理等新兴领域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则,导致执法依据不足,市场活动缺乏稳定预期。
一方面,顶层框架缺失与核心立法滞后。尚未出台专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导致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等核心问题缺乏明确法规依据。在数据、能源、技术等关键要素市场的统一规则建设上,立法进程缓慢。例如,社会信用法尚未出台,导致信用信息的采集、共享、应用标准不一,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信用约束机制,进一步削弱了市场规则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新业态规则供给不足与适配性差。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而法律的稳定性和程序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滞后性,这种“速度差”导致了规则供给的不足与失灵。比如,面对平台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现有法律法规存在大量空白与模糊地带,难以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灵活适配的规则约束。此外,执法与协同机制的法律保障薄弱。当发生跨区域的垄断、侵权、质量安全等案件时,缺乏强有力的司法审查和问责机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有机可乘,容易出现“执法洼地”和“推诿扯皮”。
第二,地方数字保护主义阻碍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地方行政壁垒为代表的分割性力量,不仅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割裂了国内大循环的内在联系,这种地方保护与市场一体化的深层博弈,也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体系转型期无法回避的核心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市场准入壁垒切断商品跨区域流通通道。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影响力,限定本地政务采购、公共服务仅对接本土数字平台,或对异地商家收取高额“跨区域服务费”,导致外地数字商品难以进入本地市场,也限制本地消费者接触更丰富的商品选择,打破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商品流通模式;智能算法在搜索排名、流量分配上可能被设置参数,暗中向本地企业倾斜,使外地企业即使进入市场也难以获得有效曝光,极大地增加了外地企业的市场进入难度和运营成本,破坏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
另一方面,要素配置扭曲阻碍数据、技术、人才等资源跨区域优化。地方企业拒绝将掌握的市场数据向外地市场主体开放共享,使外地企业无法获得对等的市场环境信息,在竞争中处于信息劣势;对外地数字技术的引进设置技术适配性门槛,设置隐含的本地偏好标签,导致人才、技术等要素无法根据市场需求自由流向,浪费了全国范围内的要素资源潜力。
第三,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监管能力与问责体系薄弱。传统的分段监管、属地监管模式难以应对跨区域、跨行业的网络化市场活动,监管部门的科技赋能不足,难以实现对全国市场的精准、高效、智慧监管,这些问题导致市场要素流动受阻、违规行为难以及时追溯、责任链条难以弥合。
一方面,传统监管手段难以应对市场数字化的复杂性与敏捷性。面对平台企业的算法定价、数据垄断、流量操纵等行为,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和专业人才进行实时监管;监管机构自身尚未完成数字化转型,未能建立全国统一、实时联动的市场监测平台;各部门、各地区数据不通,形成“监管孤岛”,难以对跨区域、跨行业的市场活动进行全景式、动态性感知和风险预警。
另一方面,问责乏力导致市场监管效能不足。清晰的权责划分和有效的问责机制是监管执行的保障。当前,对监管者本身的问责体系存在模糊地带。地方监管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透明,缺乏强有力的纵向问责和横向监督机制,导致平台权力缺乏内部制衡,易出现多头追责或无人担责现象。
“社会的每一次转型都会带给人类无限的福音与惶恐,这也许正是人类社会自身运行的必然,也是人类由来已久的对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渴望与恐惧”。面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需以技术、市场、制度三维协同为核心框架,形成对转型挑战的系统性回应。其中,技术筑基是支撑底座,需聚焦数字基建均衡布局与技术标准统一,为要素流通筑牢硬件与技术根基;市场活化是核心引擎,要以数据要素市场化为抓手,推动要素配置向全国统筹升级;制度创新是保障框架,需加快数据确权、跨区域监管协同等制度供给,为技术落地与市场运行提供刚性支撑。
第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数字基建并弥补技术壁垒差距。一方面,统筹广覆盖、高质量、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布局。全面构建“东数西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性、高吞吐的热数据处理,西部枢纽承接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冷数据存储等任务,并通过网络升级最大限度降低时延,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算力调度能力;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从根本上降低全国数据访问的延迟,让中西部地区从“网络末端”变为“区域枢纽”。另一方面,坚持技术普惠共享,系统弥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技术壁垒差距。在产业集聚区或欠发达地区,由政府、高校、企业联合建立实体化的数字技术赋能中心,提供低成本的咨询、培训、技术验证和解决方案展示服务,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其数字化工具和功能,打造“链式”数字化转型模式。此外,构建多层次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传统行业企业家和员工,提供数字化转型的常识普及和技能培训,创新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实施“东数西才”计划,通过税收优惠、住房补贴等政策,引导数字技术人才向中西部流动,从而建立跨区域的一体化人才共享平台。
第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数据互联互通与标准统一规范,以实现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有序流动。在数据流通体系层面,应构建层级化、互通性的数据流通网络。搭建中央、省、市三级贯通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政务数据资源的全域统筹管理与高效调度,为市场主体提供全网协同的数据服务支撑;培育合规化、可信化的第三方数据服务主体,依托市场化机制激活数据要素的流通效能,促成企业间安全可控的数据交换与合作。在基础标准夯实层面,需锚定全国统一大市场数据要素配置的基础共性标准体系建设。针对企业管理场景,统一企业工商注册、税务征管、社保缴纳等核心维度的数据格式规范与接口协议,实现企业数字画像的一次构建与全域复用,从而提升数据要素的跨场景应用效率。在标准治理机制层面,应强化国家级数据标准的统筹管理能力。设立国家级数据标准统筹管理机构,对基础性、关键性数据标准实施强制性统筹研制与推广,确保标准的权威性与统一性。
第三,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安全可信的技术应用环境。安全能力为可信保障提供技术支撑:没有强大的隐私计算和安全防护,可信保障就缺乏实现的根基。可信保障为安全能力赋予市场信心,通过标准、认证和基础设施,将难以直观感知的安全能力“可视化”“可验证”,从而转化为市场的信任。
一方面,构建纵深防御的“免疫系统”,筑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安全能力。大力发展和应用隐私计算、区块链、可信认证等技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化流通,构建可信的数字市场环境,同步加大对资本认缴履约行为的信用约束力度,通过强化信用监管筑牢履约防线,进而提升市场透明度与交易安全保障水平。构建全天候的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实时监测网络攻击、异常访问和数据泄露风险,并具备快速响应和恢复能力。
另一方面,建立协同共治的信任基石,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可信保障。建立国家级数据流通认证和审计平台,为数据流通提供坚实的技术信任底座。制定数据安全技术、隐私保护、流通流程的国家行业标准,并对平台和服务商进行第三方合规认证,形成“可信供应商”清单,为市场选择提供参考。此外,建立健全统一数字身份体系,解决跨区域市场主体身份互认问题,确保参与主体身份真实可信,增强市场整体环境的公信力,形成一个技术可控、制度可靠、生态可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一,打破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开放共享的市场生态。为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突破,“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应依法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认定和规制,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同时,需筑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执行根基,以健全机制、统一标准、规范程序为抓手,切实强化制度约束力与权威性,提升审查效能,强制其开放必要的生态接口,促进平台间互联互通,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空间。
一方面,强化反垄断监管与执法,遏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持续并强化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恶意收购以及平台自我优待等典型垄断行为的执法力度。通过高额罚款、责令改正等方式,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在数字领域的适用指南,为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评估数据并购竞争影响等提供更清晰的法律依据,减少执法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推行市场数据平台互联互通,打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通道。立法保障用户有权将其在某个平台生成的市场数据,释放要素规模效应。在保障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要求超级平台在基础服务层面实现有限度的开放,鼓励或强制平台将非核心但关键的服务向外部开发者开放,促进市场主体服务之间的无缝集成和创新。此外,倡导开放标准与算法治理,确保平台规则公平透明。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政府和企业推动建立开源技术体系和行业互操作标准,确保所有参与者能在同一套技术规则下竞争,促使平台将核心竞争力从“控制与垄断”转向“服务与创新”,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来赢得市场。
第二,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数字化转型门槛,激发中小企业转型动力。让每个中小企业都不用再独立承担高昂转型成本,通过建设普惠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共享性的服务体系,将硬成本和软成本社会化、集约化,从而显著降低单个企业的负担。
一方面,由政府主导或鼓励国企、大型平台企业投资,建设覆盖全国的算力网络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鼓励和支持云服务商、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其成熟的数字化平台,提供模块化的、即开即用的软件服务。设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基金,对企业购买云服务、数字化设备、实施上云上平台等项目,按比例给予直接补贴。同时,对数字化转型投入实行所得税加计扣除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
另一方面,建立一批非营利性或公益性的区域级、行业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这些中心提供咨询、诊断、方案验证、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由国家层面牵头,联合行业龙头,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交换、安全标准。此外,开发并推广低成本的数据合规与治理工具包,让中小企业能获得更稳定的订单和更精准的生产指导,其数字化转型的回报更加明确和即时,从而增强市场转型动力。
第三,鼓励基于新业态的监管模式创新,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放得开、管得住、服好务。其一,建立一套弹性、包容、清晰的新规则体系,为“放得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在特定领域或区域划定“安全空间”,根据新业态的领域、规模、数据敏感性、社会影响范围等维度,进行风险评级。对低风险业态实行备案制、告知承诺制等简约监管;对高风险业态进行重点监管和全流程跟踪,清晰列出禁止和限制新业态进入的领域,发布详尽的合规指南,明确告知企业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违法,减少模糊地带,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宽松环境。其二,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市场监管,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管得住”提供工具支撑。建设统一大市场智慧监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对市场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动态监测和智能分析,实现对海量市场行为的全天候、自动化预警应对。其三,凝聚协同联动监管合力,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服好务”的共治格局。统筹市场监管、网信、交通等部门,成立高层次、常设性的协同监管机构,引入行业协会、媒体、消费者等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建立便捷的投诉举报和反馈渠道,形成多层次、社会化的监管网络,从而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
第一,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建立健全法规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制度建设着眼,坚持立破并举,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提升监管治理水平等方面出台有效的政策举措”。
一方面,构建顶层框架,完善核心立法,夯实数字化转型制度基石。制定统领性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法,明确全国统一大市场关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本原则,界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目标和方向。关键是要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市场监管、数据治理等方面的权责边界,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标准、评价体系和联合奖惩机制,打破信用信息孤岛。
另一方面,加强新业态规则供给与适配性执法,满足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健全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等新兴业态的法规体系,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主播的责任边界,要求建立商品审核、信息公示等制度,为新型数字贸易提供合规路径;根据新业态的风险等级、规模大小、信用水平等,在法律上明确差异化监管措施,对低风险新业态实行触发式监管,并要求其建立内部合规审查机制,监管机构有权进行算法审计。此外,建立健全法律协同保障机制,对现行所有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常态化筛查,对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依法责令修改或废止,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清晰的预期,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法律保障合力。
第二,破除地方市场行政垄断与数字保护主义。要破除地方市场行政垄断与数字保护主义,需从“降低准入门槛”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两大核心出发,分别在市场准入和要素配置层面精准发力。
一方面,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禁止地方擅自增设审批事项、提高资质要求,确保准入标准全国统一。破除数字领域准入壁垒,重点清理地方对数字平台的“差别化待遇”,例如禁止要求外地平台必须在本地设立分公司、强制接入本地数据接口,或通过补贴、采购倾斜保护本地数字企业。
另一方面,发展全国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加快建设全国性的技术交易市场、能源交易市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等,让要素价格由全国市场决定,而非地方行政干预。此外,规范数字要素竞争秩序,建立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制定统一的数据资源目录、分类分级标准和安全开放规则,确保要素在数字领域的配置由市场主导,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第三,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智慧监管模式与精细问责体系。2022年1月发布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强调,对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监管策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智慧监管模式与精细问责体系,需以数字化手段破除监管碎片化,以制度刚性压实责任链条。
一方面,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监管规则,建立动态标准适配机制。由国家层面牵头,全面梳理、整合并数字化各类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全国统一、实时更新、权威透明的云端监管规则库,为全国市场监管人员提供统一的执法依据。对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领域划定试点区域,允许企业在合规框架内测试创新产品和服务,根据实践效果动态调整准入标准和监管措施。
另一方面,加速技术赋能,提升市场监管的智能化水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汇聚整合全国的市场主体登记、纳税、社保等海量数据,构建一个全景式、实时化的市场运行监测体系,实现对市场运行状态的一网通览,可实时监测商品流向、价格异常、区域封锁、垄断行为等,变被动响应为主动发现。此外,强化跨部门协同,构建全链条监管机制。借助智慧平台自动记录各级监管部门的任务响应时间、处置效果等,将监管数据与企业信用体系深度绑定,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从而实现对监管者履职情况和对市场主体合规情况的双向精细问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